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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治国帝王的全景实录,从传说时代到清代,中国治国

北京故宫,明清两代皇宫

本卷中出现的皇帝,都是以亲子或亲属关系继承皇位的,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接受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”的诏书或“遗诏”,合法地“龙登九五”的,但实际上,都是王朝上层各政治集团在传统法理框架内争斗的结果。当然,由于西周以来确定的“长子继承”原则影响深远,有的皇位继承人因年幼或其他原因没有亲身参与这种争斗。

这样,每一个继承皇位的新天子,虽然大都痛哭流涕,诚惶诚恐,每一个拥戴新君主的大臣,都有一副“重任在肩”的模样,但那内心深处的感受,可不一样。至于尚在童年的天子,如果说他们自己的心中是一片童真,环侍在他周围的母后、国戚、大臣的心,却是阴晴难定。于是,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继嗣之君的登基,都是一场揭示封建政治伦理和政治运作内幕的戏剧。欲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状态。不能不看看这一幕幕戏剧。

细分中国统系延续较长王朝的继嗣之君,有继位于王朝前、中、后期的不同。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,因生产方式、生产关系及思想文化等的影响,呈现出治乱循环的现象。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,从现象上看,都走着由治及乱的路。所谓由治及乱,是以君主和国家机构解决社会问题、安定社会秩序的视点、政策是否合于实际,是否有效为标准。走完这条路所用时间的长短,就与王朝继嗣之君的政治作为有关。

一般说,王朝前期的继嗣之君,如果能够做到依靠开国时期形成的人才群体,妥善调整王朝上层政治集团的关系,将战争环境中不得不施行的军事手段施于政治决策中,把握好与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,上下一心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同时,多少满足社会各阶级、阶层的经济等要求,整个社会就会安定下来,王朝便会从初步稳固进而走向强盛,王朝就会多几个继嗣之君。

如果做不到,这个王朝便会是短暂,谈不上再有几个继嗣之君了。唐朝太宗,北宋仁宗,可说是王朝前期继嗣之君中的佼佼者。

宋仁宗皇后画像

中期的继嗣之君则贵在能够根据社会和国家的现状,对国家的政策和机构作新的调整,以满足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。如果,此种调整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相吻合,那么这位继嗣之君就不仅延长了王朝的寿命,还会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西汉武帝就是“立一朝之规则,开百代之风气”的继嗣之主。他可说是王朝中期嗣主中的上上者。

次于汉武帝的,是适时调整了部分政策的帝王。或政治,或外交,或经济,或军事,总要有些调整,而最关键的是“整顿吏治”。即调整上层的利益关系,强化国家机构的控制能力,加强官僚群体对王朝的向心力,提高政治运作的效能。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政治作为,宋神宗所推行的变法,是这类帝王施行的较典型的举措。

再次是循祖宗成法而少更张,自己亦随事应付的嗣主。这类帝王养痈遗患,但只是使王朝得了慢性病,不会令国家立刻就面临崩溃。更等而下者,是骄、娇之气俱全,不亲政务,不知世情的昏昏之主。这类帝王如只满足于享乐,对国家大局的破坏性也还是慢性毒药。既要享乐,又欲做一代雄主者,便可能立刻就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,王朝上层各集团如不能合力更换这类君主,便只能寄希望于皇帝自然死亡,如明世宗,就是很生动的例子。

一个王朝,在中期若间隔性地有一两位君主稍能解决些社会民生问题,又如果周边关系无大的变化,如果还有几个风调雨顺之年,这个王朝便可能再延长若干年。于是乃有后期的继嗣之主。

我们说一个王朝到了后期,就是因这个王朝的君主,及整个国家机构中的绝大多数成员,已经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准确判断力,其内部关系也由此一片混乱。此种状态使国家的行政决策和措施不断失误,国家对社会各阶级、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调控作用消失,社会动荡。社会动荡反过来又令君主与官员、官员与官员间的纠葛争吵增加,社会与国家机构都处在无序状态。这时的君主即便有心整顿,但面对积重难返的种种问题,已是力不从心。

更何况此时的任何整顿,都会侵及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,会引发新的矛盾。新老矛盾交织,更令制定、推行的措施难以切中要害,只是徒然增添矛盾。因而,王朝后期君主的困惑和烦恼,常以尽情享乐,放弃责任来消解。整个官僚集团,也随之进入“末日狂欢”的状态。这样,王朝覆灭的日子,就为期不远了。这不仅是后期继嗣君主个人的问题,也是整个国家机构已腐烂的结果。进而言之,则是整个社会对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,已缺乏有效的手段了。

本卷中收入的继嗣之君,是“继世英主”?是“中兴明主”?是“守成中主”?是“肇祸昏主”?作者们在忠实于历史的基础上,以生动的笔触作了介绍。读者不妨在阅读这一篇篇饶有趣味的帝王传时,根据上面提及的线索,再作“解读”。